古诗词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 代李敬业讨武曌檄」赏析

骆宾王骆宾王不仅以诗歌见长,文章也雄伟峭劲,这篇《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是其代表作。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去刚登基的中宗李显,另立李旦为帝,自己临朝称制;正想进一步登位称帝,建立大周王朝,这就引起一些忠于唐室的大臣勋贵的愤怒。身为开国元勋英国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 代李敬业讨武曌檄赏析

  骆宾王不仅以诗歌见长,文章也雄伟峭劲,这篇《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是其代表作。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去刚登基的中宗李显,另立李旦为帝,自己临朝称制;正想进一步登位称帝,建立大周王朝,这就引起一些忠于唐室的大臣勋贵的愤怒。身为开国元勋英国公李绩嗣孙的李敬业,以已故太子李贤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建立匡复府,自任匡复府上将、扬州大都督。骆宾王被罗致入幕府,为艺文令,军中的书檄,均出自他的手笔,本文即作于此时。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这时峰回路转,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我现在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①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②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③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④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⑤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⑥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⑦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⑧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⑨近狎邪僻,残害忠良。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都是些什么。①句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②句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③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④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⑤⑥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⑦句是⑤⑥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⑧句为武氏品行定论,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⑨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⑩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

  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李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李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

  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骆宾王《讨武檄文》流传千古,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

骆宾王简介

骆宾王(约619—约687年)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唐龙朔初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做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瞾檄》。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也就是唐代建国的第二年,在乌伤城北一个风景秀丽、环境幽雅、名叫骆家塘的小村庄里,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之一的骆宾王,诞生来到人间。骆姓是古乌伤的名门望族特有的姓,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就出了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成为名盛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一直为史家所称道。此后骆族虽然簪缨不绝,代有才人,但到骆宾王出生之前,家族已经衰落。然而诗书传家、清节自守的家风却始终不变。

骆宾王的祖父,早年也曾担任过地方小吏,隋末为避兵乱,弃职回家闲居,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为人豁达大度,和地方上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宾王的父亲骆履元,就是在他的精心培育和言行熏陶下,成长为一个经纶满腹、志行超逸、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如今第三代的长孙降临人世,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更增添了一分喜气。祖、父两个忙不迭地翻检古籍,要为小儿取一个好的名字。

出于久乱求治的心切,加上望子成龙的渴望,父子两人经过一番推敲,最后根据《周易·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意思,给小儿取名宾王,字观光。用意是期望小生命长成后,能体察民情,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福黎民。——骆宾王长大以后,深谙祖、父命名的苦心,于是矢志不渝,始终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言行进止的座右铭,力图辅君佐国,干一番事业。然而世海泛浊,正道难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与不幸。又是罢官贬职,又是诬赃下狱,命运乖蹇,壮志难酬。最后遁迹荒野,客死他乡,连骸骨下落也不为人知。这样的结果怕是祖、父为他命名时所始料不及的。

唐朝建国以后,为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很快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种蒸蒸向上的社会气氛激励下,根据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和家族“簪缨传家”的传统,学业修成,等待传飞腾跃的骆履元,在家里待不住了。在父亲的指点下,他打点行装,离家出游,上京谋仕去了,把小宾王的教育和养抚留给自己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为了使自己的期望成为现实,祖父对骆宾王的教育称得上是呕心沥血。还在宾王开始咿哑学语的时候,祖父就经常把孙子抱坐在膝上,教他朗读简易的诗文。大约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吧,一开始骆宾王对诗文吟读就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仿佛和它们有天合之缘。一首诗只消教几遍,他就能用吐字还不十分清晰的童音朗诵出来。抑扬顿挫,颇合规矩,而且经久不忘。这种天赋的资质与灵性,使祖父兴奋不已,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容。合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欢乐。

转眼间,骆宾王已经五六岁,他不仅已熟记不少诗文,而且在祖父的指导下,还能吟句作文。祖父经常向他讲述的历史掌故和人物故事,在他的脑子里积存起来,使他拥有了初步的文史知识。对儒家处世做人的道理,虽然还不能深切理会,但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应该说骆宾王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出色的,他心中的智慧之门,很早地被打开了。

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具体情节是否如此,史无明载,这里只能按传说缀成。但这首诗,像春风一样,很快就广为流传,成为各地学童人人喜爱诵读咏唱的童谣。骆宾王从此也就得到“江南神童”的美誉。

随着岁月的流转,这首诗连同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不仅国内人人都在传唱,而且冲出国境,成为儿歌的经典和智慧的象征。永远放射着光芒。

骆宾王的父亲外出谋仕,经过几番拼搏,终于京试中式,被授予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消息传来,合族振奋。他在博昌任上忙完交接事务之后,就抽暇南下,返乡省亲祭祖。然后携妻、儿北上,同居任所。

骆宾王离开义乌的时候,年龄大约在10岁左右。虽然他在家乡已经享有神童的美誉,但从祖父那里接受的仅仅是启蒙教育。父亲认为要想学有所成,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教育。一方面他亲自督导,让宾王继续承接家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把宾王送进博昌县学馆,接受齐鲁学风的熏陶。

除了在县学馆学习之外,父亲还让骆宾王结交齐鲁一带的名士,使他在广泛的交游切磋中,提高和深化自己的学识。在后来写的《与博昌父老书》中,骆宾王曾有“张学士溘从朝露,辟闾公倏掩夜台”的话。这“张学士”和“辟闾公”,就是当年骆宾王与之交游的良师益友。若干年以后,骆宾王再回博昌,则两人已双双去世。所以他“感今怀古,不觉涕之无从也”。

正当骆宾王学业蒸蒸日上,心怀凌云之志,打算通过试场拼搏,以实行“利用宾于王”的理想的时候,父亲突然病死任上。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对骆宾王来说,无异于猛雷轰顶,使他于悲伤之中,又惊愕得不知所措。因为这时他年仅十七八岁,还缺乏处世经验和应变能力。幸好骆履元为官清正,做人刚直,很受当地父老乡绅的拥戴。加上和附近州县官佐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大家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孤儿寡母料理丧事。按照丧制,骆宾王停学守孝。待到三年服满,家计已十分艰难。其时兖州瑕丘县的韦明府(唐时称县令为明府),是骆履元生前挚友。为了周济骆宾王一家数口的生活,就把他们母子接到瑕居居住。一边资助日常的生活费用,一边帮助骆宾王做好上京赴考的一切准备。

当时上京考试,必须经地方举送。举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学馆”选送,称为“生徒”;二是由州、县考送,称作“乡贡”。骆宾王父殁守孝,已经离开博昌学馆,现在又移居瑕居,所以只能以“乡贡”的资格入京考试。当时“乡贡”的名额,规定很严,一个州只有二三名。幸亏骆宾王在齐鲁已颇有名望,加上父亲一些朋友的关照,他在州、县竞选中顺利地过了关。于是怀着鹏飞龙腾的渴望,他辞别母亲,奔赴长安。满望春闹一搏,扬名大下,然后济世用时,建立功业。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发展,命运之神给予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波折。从此他一直在一条坎坷不平,而且又是荆棘丛生的人生小路上艰难奔波,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四杰”齐名,原是诗文并称的。他们的骈文在才华艳发、词采赡富之中,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比起六朝后期堆花俪叶,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风,有着明显的不同。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最能代表这种时代新风、流传广泛的名作之一。它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二句,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据说武后读到了这两句,矍然为之动容,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书》本传)足见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敌对方面目空一世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

《骆宾王集》,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本,其书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