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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诗人大全共收录了54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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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笔名莪加、克阿等。生于浙江金华,1996年5月5日卒于北京。1928年考进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学绘画兼习法文,并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学著作。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诗作,给他后来的创作留下深刻的影响。1932年回国,途中写了《那边》等忧国忧民的诗作。同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7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囚徒生活促使他从绘画转到诗歌创作,在狱中写下《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等诗作,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使艾青一举成名。作品赞美养育自己的农妇,为其凄苦的命运抒发悲愤与不平,表达了对中国广大农民遭际的深刻同情。1935年出狱,曾到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半年,继又流浪到上海。1936年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到武汉、临汾、西安、桂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翌年去延安,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年出版诗集《北方》,至1945年共有《向太阳》、《火把》、《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12部。作品从滚滚烽烟中汲取诗情,表现了进取、乐观、昂奋的战斗精神。1945年9月,率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张家口。1949年1月,以军代表身分参与接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同年10月起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50年出版诗集《欢呼集》。同年夏访问苏联,后出版诗集《宝石的红星》。1956年出版诗集《春天》。次年被聘为《诗刊》与《收获》编委,出版诗集《海岬上》。不久被错划为「右派」。1976年10月,重新获得写作权利,开始第二个创作高潮。1979年错案平反,同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出版诗集《归来的歌》、《彩色的诗》,1983年又出版《雪莲》。这些作品更为练达圆熟,形象更简洁明确,语言更质朴纯净,除继续保持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特色,又增添了深沉的思考和睿智的哲理。其中《光的赞歌》、《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诗篇影响较大。1991年5卷本《艾青全集》出版。著作还有论文集《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散文集《走向胜利》、《绿洲笔记》,译诗集《原野与城市》,以及《艾青选集》(1~3册)和多种版本《艾青诗选》等。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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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北岛,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北岛祖籍中国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于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读自己的诗歌。1994年曾经返回中国,在北京入境时被扣留,遣送回美国,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10月回国为父奔丧,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人权”。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北岛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1]。1990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行,其网络版和论坛(www.jintian.net)也享誉世界各地汉语文学圈。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在美国,其作品由 Zephyr Press 出版。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也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网---北岛最短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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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冰心(1900~)著名作家。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童年在山东烟台度过。1918年考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并获奖学金,同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日战争期间,迁居昆明和重庆,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底去日本,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1951年秋回国后,主要从事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并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曾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冰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涌现的女作家。她在大学时代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文学创作,并加入文学研究会。先以一系列触及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现实的问题小说引人瞩目,继以清新隽永的哲理小诗《繁星》和《春水》饮誉诗坛,又以婉约清丽的抒情散文《往事》、《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等系列性作品轰动文坛,成为新文学开创时期实绩显著、风格鲜明的重要作家。这一时期的各类创作,以人道主义的博爱心怀关注人生,探寻改良人生的方剂,讴歌母爱、童真和自然美。尤其是她的散文,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又出以亲昵流丽、婉约雅洁的抒情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吸引和感动了几代青年读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她的创作以小说《分》和游记《平绥沿线旅行记》为标志,显示了视野的拓展,特别是40年代初以笔名「男士」发表的一组《关于女人》的散文特写,表明她的文风从柔细清丽转向苍劲朴茂。50年代后,著有散文集《归来以后》、《樱花赞》、《晚晴集》、《我的故乡》和儿童文学集《小橘灯》、《三寄小读者》等,文风变得朗阔劲健,晚年所作日趋凝炼老辣。绝大部分作品收入《冰心文集》。1995年8月出版的8卷本的《冰心全集》,按编年排序,收入冰心创作的全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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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陈敬容(1917.9.2-1989.11.8),女,汉族,作家,原籍四川乐山。代表作品《窗》。

    1932年春读初中时开始学习写诗。1934年底只身离家前往北京,自学中外文学,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旁听。这时期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第一首诗《十月》作于1935年春,1946年在上海《联合日报晚刊》上发表。1938年在成都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在重庆当过小学教师,1946年当过杂志社和书局的编辑。同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星雨集》,并到上海,专门从事创作和翻译。1948年参与创办《中国新诗》月刊,任编委。她是《九叶集》诗友成员。1949年在华北大学学习,同年底开始从事政法工作。1956年任《世界文学》编辑,1973年退休。

    1978年起,重新执笔创作,10年来发表诗作近200首,散文和散文诗数十篇,并有新的译著问世。1981年至1984年曾为《诗刊》编外国诗专栏。诗集《老去的是时间》获1986年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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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陈梦家(1911~1966)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的治学道路是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研究古文字转入研究古史及考古学。在甲骨学、西周铜器断代及简牍研究方面多有创见。其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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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陈去病(1874—1933)近代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祖上以经营榨油业致富。因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毅然易名“去病”。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在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护法运动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诗多抒发爱国激情 ,风格苍健悲壮。1923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8年后曾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主任委员。1933年,病逝于故乡同里镇。

    陈去病的诗大多为咏怀之作,集中抒发了诗人推翻清朝统治的壮志。《将赴东瀛赋以自策》写离乡去国,探求救国真理的愿望。《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写年华虚度而所志不遂的怅惘。《图南一首赋别》劝慰妻子以补天填海的千秋大业为重,不必为远别感伤。《访安如》写向挚友辞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相信尽管道路崎岖,但终有胜利相见的一日。

    陈去病的诗,体现了清末《国粹学报》派的特点,即借历史作反清的宣传。《□门四律》追怀宋末文天祥等抗元事迹,《题明孝陵图》抒发“几时还我旧山河”的抱负,《题郑延平战捷图》、《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写对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思念,《校定〈长兴伯遗集〉书其后》、《九月初七日新安江上观水嬉,并为有明尚书苍水张公作周忌》等诗,缅怀明末抗清英雄吴易、张煌言、瞿式耜等人。这类诗易于为具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缺少民主主义思想。陈去病的散文散见于清末民初的报章杂志,其中的《明遗民录》是为明末遗民、义士所作的传记集,《五石脂》是记载东南文人抗清事迹的笔记,兼具诗话、文话的性质,均发表于《国粹学报》。著有《浩歌堂诗钞》,并辑有《清秘史》、《陆沉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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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陈三立(1852~1937)中国近代诗人。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陈三立佐其父,多所筹划,当时与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称。其子陈师曾为画家,陈寅恪为史学家。陈三立为同光体诗人的首领。陈衍区分近代诗艺术风格为两派,列三立于「生涩奥衍」一派之内。他的一些作品表现了从新潮流退出以后,仍然压抑不下的风云之气,愤激郁勃之情。至于涉及怀人悼友、旅途游览等题材的作品,反映了旧时知识分子的坎坷不幸遭遇和作者沉郁苍凉的情怀。陈诗的艺术风格,表现在取境奇奥,造句瘦硬,炼字精妙。清亡以后以遗老自居。所作思想上留恋清王朝,艺术上无长进。陈诗不仅为同光体一派所推崇,领导诗界革命的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表示推许。陈三立擅长古文,能继承桐城派传统。著有《散原精舍诗集》上下卷,《续集》上中下3卷,《别集》1卷,《散原精舍文集》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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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陈毅(1901~197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字仲弘。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毕业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927年春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第25师第73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任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后历任新成立的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后转战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师。194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兵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卒于北京。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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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戴望舒(1905.3.5-1950.2.28)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抗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1926年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蜂一起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1932年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1月初赴法留学,入里昂中法大学。1935年春回国。1936年10月,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创办《新诗》月刊。抗战爆发后,在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春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等诗篇。1949年6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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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董必武(1886~1975)中国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名贤琮,号璧伍,又名用威。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乡塾教师家庭,1975年4月2日卒于北京。青年时代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从事律师工作。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编为《董必武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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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樊增祥(1846—1931)清代官员、文学家。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师事张之洞、李慈铭,常与二人酬唱。他是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诗稿达30000首。早年喜爱袁枚,继而好赵翼,后宗尚温庭筠、李商隐,上溯刘禹锡、白居易。他“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韩□)”(陈衍《石遗室诗话》)。集中次韵、迭韵之作很多,因难见巧,炫才夸富,失之浮艳俗滥。但他为人并不佻达,主张“诗贵有品”,虽自言“平生文字幽忧少”,但遭遇重大事变,也不能不变得“贾傅悲深”,庚子后写下一些关切时局的作品。甲午战后,他接连写了《有感》、《重有感》、《书愤》、《马关》、《再阅邸钞》等,痛斥朝廷重臣的卖国行为;讥刺李鸿章说:“度关不用鸡鸣客,卖却卢龙掩面归”。他如《闻都门消息》、《庚子五月都门纪事》等,反映了庚子事变。长篇歌行《彩云曲》、《后彩云曲》,写名妓傅彩云(赛金花)事一时传诵,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他又擅长骈文与词,骈文辞不艰深,舒徐自如,情味浓厚;词作也颇为清丽。

    诗集有《云门初集》、《北游集》、《东归集》、《涉江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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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河北涿县人。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曾任西南联大、北大教授,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有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诗》等,论著《杜甫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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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高旭(1877年-1925年)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中国近代诗人。南社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倾向维新变法,后来转向支持革命,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创立南社。卷入曹锟贿选事件使他晚年声名不保,诗文由其弟高基编为《天梅遗集》。

    高旭少时就自视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谓“屈原捐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我是青莲今在世,谪下人间”。早期的诗中有不少是悼念维新志士的,如《读<谭壮飞先生传>》、《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义的宣泄:“忆昔指挥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失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维新变法之后,高旭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转为对变法的热切歌颂,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唐才常起义被镇压后,他学过一段时间佛学,写过一些佛理诗,如“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后来他对维新党彻底失望,作《中国八大奴隶歌》将康梁斥为奴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高旭对儒家的伦理产生怀疑,曾作《不肖》一诗,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留学日本之后,更是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列强瓜分中国加剧,激起高旭的愤慨:“回首神州叹陆沉,拔剑祈地空悲愤”(《祖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高旭写诗抒发自己的快意:“饭依荆聂无他愿,一剑能挡十万师。”(《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怀诗韵》),思想更为激进。

    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他对早期的激进思想有过反省:“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他对文坛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与艳体诗人易顺鼎相唱和,称赞他“性耽尤物老堪娱”,“放诞风流与俗殊”;还结交了同光体诗人郑孝胥,称其“又为凄咽清苦之音气”。他写了不少诗句抒发个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

    高旭写诗喜用歌行体,常用长短不一的语句,受龚自珍、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影响较深,气势奔放,但也常被批评过于粗陋浅率。高旭较多地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但是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保存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他反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高旭作诗,主张“主张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高旭的词数量不多,但功力较深,叶遐庵曾评之为“如愿如慕”。高旭于词颇推崇南唐后主,于两宋亦多赞扬之辞,而于周吴姜张亦不菲薄。故其能博采众家之长,以个人风格出之。早年所作词,如《临江仙·客中感怀》、《菩萨蛮·寄攘叔》、《菩萨蛮·客中感怀》、《浣溪沙·思祖国》、《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等阕,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吴门纪游》内所收诸词,都是借怀古为名,抒发了故国之思的。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给了诗人以强烈的影响。《蝶恋花·四月一日感粤事作》和《相见观》两阕,则是对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的歌颂。高旭还有一首《浮海词》,虽是追和李后主之作,但却寄寓了对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不满与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数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诗。其中写于前期的《吊邹容文》,合沉痛的悼念与强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带骈体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调铿锵,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术沿革之概论》,是论述历代哲学思想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应用辩证的观点,对中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问题表达了很精辟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中期所写的散文,集中于乡里先贤人物传记。辛亥革命期间,高旭与上海各家报纸都有联系,其间发表了不少时评短论,议论时政,颇能看出高旭的时局主张。总之,高旭的文章虽然并不如诗词闻名于世,但他很少写一些无俾大局的风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写于袁世凯称帝时期的两篇文章:《畿辅先哲祠分韵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韵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员雅集时的序文,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却十分醒目。前文中说:"所恨长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说:"痛国事事蜩螗,伤美人兮迟暮;一时富贵,俨欲称王;平日清闲,同来载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宁戚与宋玉,还有"一时"一句,都是隐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

    高旭的书信佚失太多,现仅存十几封。这些信大部分是与友人论学术的,其中尤以《与姚鹪雏论孔学书》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明确提出孔学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科学论断,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于谈《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的几封信,对于研究高旭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当然是有极大用处的。

    除了诗词和文章书信之外,高旭还写了6万多字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就是《愿无尽庐诗话》,分三次发表。这部诗话集中表达了高旭的文艺思想,反映了他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此外,诗话中还辑录了一些友人来往应答、唱和、酬赠的诗词,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道一、苏曼殊、李叔同、刘季平、宁太一、蔡哲夫、马君武等,有十几人之多,为研究当时文坛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一生虽然著述颇丰,但生前并无专集行世。临危时,方授命从弟高基代为编集诗词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编完并付梓,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遗集》,共16卷。其中诗10卷,词6卷,其他如文章、书信、诗话等都付阙如。而所作诗,在结集之前,又经过删削,再加上结集时漏收了部分诗词,因此形成了佚诗佚词多的情况。

    高旭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著有《天梅遗集》。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曾经描摹高旭为“意气傲岸,自负宏远”,高旭的“书生挟策成河济,惭愧漂零未有期”、“万千壮志归淘浪,三十封侯已过期”的乱世文人的入世热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高旭人生的现实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与晚节颓唐,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缘于此种文人入世的天真梦想的破灭。

    就禀赋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气质与名士脾气都相当浓厚。作为著名的“南社四剑”之首,高旭日常“以剑自随”,一生惯爱倚剑命名。他用过的与剑有关的名号包括江南快剑、钝剑、帝剑等。可以说,这一习惯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豪情与戾气。也许正因为此,高旭个人针对晚明记忆的借鉴似乎特别愿意弘扬史事当中壮怀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登金山卫城怀古》对明季士民抗清的描写充斥着激烈厮杀场面的极力弘扬:“忆昔指挥侯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所谓“好戴汝头试我刃、先杀此獠雪此恨”,豪情诗意中更有一种残酷的渴望。至于“我辈书生,高歌击剑,妄自生奇骨”、“华夷有界限,书生持之力”之类文人意气与激情大言,在高旭笔下十分常见。这一多少有点浮夸欺世的豪迈甚至亦是高旭针对女性的希望,民女吴降雪的乱世悲剧被他赋予超度众生的可怕意义,“含辛不洒胭脂泪,慷慨捐躯度众生”;而“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种必须“铁血”方配“鸳鸯”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识共鸣。但诸如“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的说法,亦颇示见得文人的偏执,有时候残忍得让人不快。尤其是陆续刊登于《中国白话报》上的《光复歌》、《逐满歌》、《国史纪念歌》等作品,也许出于某种必须煽情的革命与排满宣传需要,此种弘扬赞美血腥杀戮的倾向体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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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壁舟(1915-1986)四川成都人,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赴延安,写了不少民歌体诗歌。解放后,出版诗集《别延安》、《轻松翠竹》、《沙原牧女》等。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因肺癌在成都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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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近代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者的家庭。他学名开贞,号尚武。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他各取家乡沫水和若水的第一字合为「沫若」,用它作自己的笔名。郭沫若对于文学发生兴趣,甚至开始语体诗的尝试,是1919年9月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作。如他所说,「在一九一九与二O年之交,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收集的主要是这个时期的诗作。1922年5月,《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失去行动自由,于1928年2月,化名乘船离沪去日本,开始十年流亡生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他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等多种专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离日潜回祖国。1940年10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他完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重要史学论著。从1941年底到1943年4月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他相继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原名《筑》)、《孔雀胆》、《南冠草》六个多幕历史剧。这些取材历史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同时也表现了借古讽今的鲜明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然写不少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出版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史学著作《奴隶时代》等。郭沫若还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从1919年的《牧羊哀话》到1947年的《地下笑声》,共有近四十个中、短篇。大多数作品具有「自叙传」特点,人物有着作者某些经历的影子。更多的是借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使作品具有浓郁抒情性。《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是作者走到「人生的歧路」之际的作品,主观色彩鲜明。主人公耿介率直,坦露性格中包括弱点在内的一切方面。他愤世嫉俗,但固守高洁,坚持奋进的特点,使作品虽充满感伤情调,却也能给读者积极的思想影响。郭沫若前期的小说中也有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它们同样具有将作者的主观化入历史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中,作者感同身受地但又历史地具体描写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心态,穿托了作者的情思。郭沫若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才华横溢,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能,创作甚丰,特别是他的诗歌和历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